我们知道，作为研究事物一般运动规律的哲学，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离不开各门具体的科学知识的，更离不开这些知识赖以产生的人类实践活动。因此，各个时代人们的一些重要的基本实践活动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对该活动的有关认识，必然会在该时代的哲学中得到相应的反映。
气功这种在我国有悠久历史的独特的人类身心运动形式，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传，不断发展，先后渗透到医、道、儒、佛、武术等各个学科之中，成为这些学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我国历史上的一些知识分子，不仅把气功作为祛病强身，延年益寿的重要方法，而且把它当作修心养性、求道治学的特殊手段，甚至把它列为观察研究的对象。因此，在我国古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气功是发挥过重大作用的。
哲学不但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也反映它所处时代的人文和社会现实，气功作为历朝历代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不能不引起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学家、佛学家和儒学家兴趣。
在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就是“道”，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道”并不是一个含义确定的概念，其中《道德经》二十一章中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由此可见“道”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却不为人的一般感知手段所能知。
其实它是在形象描写一种气功现象，这种现象只能是抽象了的客观存在一一哲学概念，而不是物理概念、气、光、电、波、射线等。道家学派不但形象描述了道而且深刻揭示了道的运行规律及感知方法，他们把人体列为认识的对象之一，把气功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去研究，从而得出了以气功现象的规律为内容的某些结论。他们在某些场合中描述的那个“玄之又玄”的“道”，其实就是对气功理论中描述的那个“气”的哲学表述，他们某些有关“道”的运行规律及那套独特的认识方法，其实也是得于气功的，因此道家文化其哲学实质是气文化的一部分。
不仅道家哲学与气功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儒家学说也同样如此，例如孟子的“养气”之说就是显著的例证。孟子认为，人体的气与自然界的气是可以相通的，他说：“气，体之充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公孙丑》），意思是说，气体是充实于人体之中的，这种气，最大最刚，如果用正确的方法来培养而不去损害，这种气就可以释放到体外，充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关于人体的气与自然界的气可以相沟通的说法，与先秦道学家及现在气功家的说法是相同的。而他“以直养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的说法，事实上讲的是他在养气过程中的主观感受。由于孟子从哲学上正确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掌握了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必然途径一一气功，所以他宣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孟子是儒家文化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躬身力行气功，对气功与儒家文化的结合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来的荀子、韩非子在修养方法、认识方法及后来儒家思想中有关修身养性的气功文化思想，更是说明了气功的文化品类地位。
两汉以名至清，气功与医、儒、道、佛、玄学、武术各家各派的发展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民间也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因而不论理论水平，还是锻炼方法都不断发展提高。
许多文化名人如张机、王充、华佗、嵇康、葛洪、郭象、陶弘景、巢元方、孙思邈、王维、白居易、苏轼、陆游、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人物，都程度不等地修习或研究过气功，他们把气功与自己的所学结合起来。在这些人中，很多是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这些也表明气功对于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
例如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气一元论”认识论的形成与气功有很大的关系，他不但练气功，他的哲学观点也吸收了气功与中医的气化论学说。他说“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元气荒忽，人气在其中……人之所以聪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气也。五常之气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形需气而成，气须形而知……”（《论死》）而中医理论认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内经灵枢本神篇》）“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魄毕具，乃成为人。……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天年》）王充的观点是受了（《内经》）深刻影响的，自然也与他的气功实践分不开。
三国时，哲学家杨泉也是懂得气功的。他在《物理论》中说：“谷气胜元气，其人肥而不寿；元气胜谷气，其人瘦而寿。养生之术，常使谷气少，则病不生矣”。这里，他正确指出了“元气”、“气”、“肥”、“瘦”、“寿”、“不寿”几者之间的关系，足见他的气功造诣之深。
嵇康更是一位气功实践者。《嵇康传》载：“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论可以善求而得也。”他的著作多有涉及气功之处。《养生论》说：“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炼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便形神相亲，表里相济也”。“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和寡欲……”。由此可见，气功在他那里不仅是养生手段，而且是通往玄学的途径。
事实上，气功（养生）加清淡，就是玄学家们的日常生活。气功给他们以特殊的心理感受，玄学是他们解释气功现象的理论，二者相得益彩，助长了玄学的发展。
至于佛教，佛家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同气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佛教文化中的心法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气功。著名佛学家贾题韬居士说：“事实上，作为自然界学来研究，佛教的教义和戒律，几乎无不与气功有关，佛家所提倡的修持方法，基本上是气功家所必由的途径，佛教中的‘三学’戒、定、慧、中的‘定学’和作为大乘行为规范的‘六波罗密多’中的‘禅定波罗蜜多’实质上就是气功，而且是高级气功。”
佛学大师的看法是精辟的，我们研究佛家学说，不论哪一个流派，其修持内容均可归结为“戒、定、慧”三学。“慧学”主要是认识世界（包括自身)）“戒学”是人社会行为的规范，而“定学”（又称禅定），是内向的调练心意的功夫。
三学之间的关系是：“依戒资定，依定发慧，依慧断除妄惑，显发真理”。而禅定就是佛家气功，因此我们可以说佛家哲学家的修养方法，认识方法是以气功为基本功的，佛教哲学关于世界本体认识的形成，也是与气功现象有关的，佛家文化究其实质乃是和中国气文化相通的。因为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一一气功实践活动是相同的。
宋明道学及清代一些哲学家的气功文化观
宋明道学继承了佛家坐禅修定式的气功方法，并把这作为修身养性，认识事物的重要手段，他们主张在心上作功夫，向心内求学问。程颢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己矣，便是约处……。”“浩然之气，乃吾气也，柔而不害。则塞于天地”。（《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朱熹更主张利用气功来修身养性，求道治学，他本人经常“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在福鼎太姥山练功时，还写下了“雪堂养浩凝清气，月窟观空静我神”的好诗句。
清代利用气功求道治学之风仍然流行，李顒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认为：“水微则诛自现，心澂则性自朗，故必以静坐为基……，虚明寂定为本面，静而虚明寂定，是谓未发之中；动而虚明寂定为本面，是谓中节之和。时时返观，时时体验。一时如此，便是一时的圣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的圣人，一月如此，便是一月的圣人，终身常常如此，缉熙不断，则全是圣人，与天为一唉”。（《学髓》二曲全集卷二）。
就连学贯中西、名震中外的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也曾用气功来修心治学，他曾“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练功的结果，使他增强了精神力量，并产生了以“经营天下为志”的革命思想。
以上大量事实充分说明，气功在我国古代、近代哲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确实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气功作为一种普遍存在过的现象，不但从实践上为哲学提供了营养，而且当它一旦被当时的哲学家、思想家所认识，便对他们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进而影响着中国古代、近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因而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品类一一“气文化”加以提炼是毫不为过的。
讲到这里，我们对气功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问题已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那就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气功乃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博大外延；后者是前者精深的内涵。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产物。
中国哲学之所以能博大精深，并为当今世界所惊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哲学的母体是气功——气文化。只有懂气功，才能懂得中国哲学的智慧之源泉，才能懂得中国古代哲学的真正价值，而不需要从黑格尔那里进口“出口转内销”的东西！（赵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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