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国内外《悟真篇》研究综论＊
ASummaryofStudiesonTheWuzhenpianatHomeandAbroadinthePastYears
编者按：本文刊于《宗教学研究》年第四期。感谢作者授权本公号发布。
作者简介何欣，年生，现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道教。内容提要：《悟真篇》的研究肇始于传统文献学、历史学的辨析与文本的翻译，后集中在对其丹法理论、象数理路、思想渊源等问题的探讨，再往后多结合宗教哲学、宗教现象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方法，将其丹法理论体系置于现代学术视野中加以诠释。本文对近百年来中、日、美、英、法、俄、澳、加等国学者的劳作进行了综合回顾与简要评论。从中可窥见百年来《悟真篇》研究主题之螺旋式渐进，也可洞悉其研究方法之演变维度和研究视野之创新转换。
关键词：张伯端《悟真篇》内丹
有关《悟真篇》的研究，依笔者所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八九十年代间以及二十世纪后三个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为开拓期，以清末民国学者刘师培《读道藏记：悟真篇注释》（年）为开端，研究以传统文献学、历史学的辨析与文本的翻译为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间为发展期，以王沐（首篇文章发表于年）对《悟真篇》的研究为开端，研究多集中在对丹法理论、象数理路、思想渊源等问题的探讨；二十世纪以后为深化期，以詹石窗主编《道韵》之第五、六、七辑（年左右）（“金丹派南宗研究（甲乙丙）”）所收数篇《悟真篇》及其相关研究论文为开端，研究多结合宗教哲学、宗教现象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方法，将《悟真篇》丹法理论体系置于现代学术视野中加以诠释。具体情况如下。
一、《悟真篇》研究的开拓期
开拓期成果不多，仅有几篇文章问世[1]。称开拓期，是侧重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来说。实际上，关于《悟真篇》及其注本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元代戴起宗。他在《悟真篇注疏序》《悟真篇注辩》中谓宋代所传无名子注，即翁葆光注，有改标“薛道光”者，有分象川翁及无名子为二人者。后明代王阳明也疑“薛注”为陈致虚伪造[2]。但明代彭好古却认为戴说有误，薛注实存[3]。直到现在，学术界关于“薛注”有无问题之讨论也不绝于耳。这说明有关《悟真篇》及其相关问题之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同时也有着相当的困难。
开拓期之研究，始于刘师培。刘氏通过几个注本的辨析，基本认同戴起宗的说法，谓宋代翁注确有题为“象川翁”和“无名子”两种文本流传，而戴氏所用是题为“象川翁”的本子。至于“薛注”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宋代“薛道光注”确为“翁葆光注”之易，那么《悟真篇三注》之“薛注”理应与“翁注”吻合。但是刘氏发现两者有很大差异，所以他认为“三注”之“薛注”当是另一“伪本”。相较于将三家之“薛注”，直接等同于“翁注（题为薛注）”，刘氏“两种薛注（伪）”之提法更为谨慎，为后学的研究，留有余地。
其后澳籍华裔学者柳存仁也对此问题有探讨。他总体上认同戴氏之说，认为象川翁即无名子，亦即翁葆光。对翁注易为薛注的情况，也针对戴氏所举的证据逐一细化说明。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刘师培提到的情况，即《悟真篇三注》之薛注与翁注差异较大，并列出了多达六个方面的异处。但对于造成这些差异可能之原因，柳氏确未详说。另外，柳存仁对于张伯端所处之时代，特别是生卒年份也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