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孔子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公孙丑又说，老师既然不愿谈冉牛他们这些人，那么像伯夷、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这两个人是不同的典型。伯夷薄帝王而不为，连国君都不愿当，而且看不起周武王的所为，所以不食周粟，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上，他是高士。至于伊尹，就怕没有机会出来做事，他只希望施展他平天下的抱负，所以背了一只锅去给商汤做厨师，用他优良的烹饪术获得了商汤的欣赏。后来召见谈话以后，更欣赏他的才华，结果便请他当了宰相。历史上称掌握相权为调和鼎鼐的美词，就是由于伊尹这段历史典故演变而来的。
公孙丑好似用螳螂拳的拳法，一拳一拳连续钩出去，又举出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带着探测的意味，想问出孟子的看法。
孟子师生间的这一段谈话，要特别注意，这个主题涉及人生观的确定问题：人生到底要做什么？现在许多人学这样、学那样，甚至学出世法，如学佛、学道、学打坐，学了老半天，人生观都还没有确定。问他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人首先要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立定自己要以何等人物作目标，才有努力的方向和路线。最好是做世界上第一等人，估量自己做不了第一等人，即使做末等人，也要有一个目标。或者你说想从事政治，想做外交官，或想当总经理，这些只是职业，并不是人生观。确定人生观是说做圣人或英雄，或豪杰，或富翁，或凡夫。在女性而言，则或为贤妻，为良母，或为女英雄、女圣人，这才是人生观。这一段谈话，就是以这个为主题的。
我们再看孟子答复公孙丑，这两个人的道不同，人生观的路线也不相同。伯夷这个人的观念是，不是他认为够水平的好老板，他不侍候的，即使请他，他也不干。他认为值得自己拥护的，值得自己去抬轿子的，他才去干。其次，对于不够理想的社会，不够理想的群众，他也不愿意去领导，不愿意去管事；必须是大时代的整个环境处在一种安定的状态下，他才肯贡献自己的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整个时代环境扰扰攘攘，官争于上，民乱于下，他就遗世独立，不看更不管。
至于伊尹则不同，他的观念是“何事非君”，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板，只要他肯干，就可以去帮助他，改变他。像后世汉高祖与张良君臣之间的情形一样，汉高祖那样粗鲁不文的脾气，当韩信要求汉高祖封他为假王的时候，汉高祖听了立刻火冒三丈，开口就骂，粗话刚出口，张良偷偷踢了汉高祖一脚，汉高祖就懂了，粗话下面马上接着说：“要封就封真王，还封什么假王？照准!”因此无形中消弭了一次重大危机。汉高祖能被踢一下就改过口来说话，所以张良说我对别人说话，他们都不懂，也听不进去，只有他，一点就透，此乃天授也，只好帮助他。因为除了刘邦以外，还没有第二人能够如此。汉高祖这样的老板虽然不够理想，但张良还是辅助他。所以伊尹说“何事非君”，老板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只看我们如何去帮助他，辅助他。
假使今天有伊尹这样的部下，不管在任何单位，当主管的可真舒服，这个部下把你的事当他自己的事办，什么都办得好好的，主管乐得清闲了。但是主管也需要真认识他、信任他才行。伊尹对于领导下面的干部也是一样，不问是什么样的群众，他都照带不误。善于带兵的人就体会到这个道理，不管这个部队的素质如何，一个好的带兵官，对任何样子的部队他都能带，而且能把部队带好，他自有他的办法。即使一群笨人，如果有好长官带领的话，他们照样会发挥出力量来。如果领导人差一点，那么他们还是一群笨人；如果领导人高明，笨人也会变成有用的人。伊尹就有这个本领，所以他说“何使非民”，哪里有不能领导的群众呢？对于社会形态，上轨道的也干，不上轨道的也干，这是他处世的原则，等于佛家大乘道的精神。而伯夷则不过是佛家小乘的气象。
随后孟子又提出第三种典型来，就是有机缘可以施展抱负的时候，就出来担当大事；轮不到自己上去的时候，就潜修默化；可以久留就久留，必须速去就速去，不论环境如何都任运自在，这就是孔子。无可无不可，出世入世都能坦然处之而胜任无怨，这就是佛家所谓的“圆通自在”，也是孔子曾经对子贡说过的话。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老师，你看我到底怎么样?”孔子说：“瑚琏也。”你像是被妥善包装珍藏起来的贵重祭器瑚琏那样，在国家有重大祭典的时候才小心翼翼拿出来，郑重地放在供桌上。这东西虽然非常贵重，但是平常不大用得到，这就是瑚琏。孔子又说“君子不器”，君子不是一样东西，如果成为一样东西，就定了型，限定了用途。所以君子不把自己固定为任何一种形态，任何时间、任何环境，只要自己认为值得做、应当做，就去做，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孟子说这三种人都是古代的圣人，对这三种典型的圣人，我都还做不到。不过如果要学的话，我愿意学孔子，当然，管仲、晏子根本不必谈了；也不愿学伯夷，走出世的路子，但也不愿走伊尹那种“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的路子。
公孙丑又问孟子：伯夷、伊尹、孔子是三种不同的古圣人，可是，老师你怎么又把他们三人排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等级呢？
孟子立即说：不！不！伯夷、伊尹虽然也是古圣人，可是孔子这位圣人与众不同，“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孔子的。孟子这句话，把孔子推崇到极点。
讲到这里，我们暂时搁置一下原文来讨论讨论。
孟子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任何人像孔子那样崇高，因此可知孟子是孔子真正的知己，也是他真正的门人。历代的人捧孔子，都捧得不过瘾，只有孟子这句“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捧得最过瘾，也可以说是最诚恳的话。可是他不像宗教徒那样，认为他们的教主是非人的、超人的；儒家的教化是始终不离“人”本位，而且不去说些超越人本位的话，这是儒家的平实处。
至于历代对孔子的尊称，则推元代的为最高，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就是元代封的。可不要以为元朝是没有深厚文化基础的蒙古民族政权，在元朝九十年间，政治上有许多过人之处。尤其对于尊孔这件事，做得最好，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制加孔子号曰“大成”，就可看出。
诏曰：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幕承丕緒，敬仰体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这是千古名文，虽然起草人还是汉人，但仍应归功于元朝。历代对孔子的颂赞都没有这么好的。“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这两句加到孔子身上，正是推崇极致而又恰到好处。而且妙的是，如果照抄到任何地方的文化，任何地方的宗教，都可以引用。如西方文化谈宗教，便可说“先耶稣而圣者，非耶稣无以明；后耶稣而圣者，非耶稣无以法”。在东方文化中如佛家，也可以说“先释迦而圣者，非释迦无以明；后释迦而圣者，非释迦无以法”。我们看所有佛经，都是“佛说，佛说”的；后世儒家著书，也无不是“子曰，子曰”的，不说“子曰”就不行。我们如果早生一千多年，甚至只要早生五百年，除非引用孔子的思想和语言，否则写文章时则“无以明”。
当然，有的人写文章捧孔子也未免捧得不得体。像后来有一位道学家常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出生的话，那我们永远都在黑暗中。他这个话，似乎把孔子以前的历史文化都一笔抹杀了。当时就有一位名叫刘谐的翰林讽刺这位道学家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怪不得伏羲以上的那些圣人们整天都要点亮蜡烛来走路。这也挖苦得够缺德了，所以有人评论刘谐这个人天生就很刻薄。固然这位道学家捧孔子的话过火了，没有孟子说得那么恰当，可是刘谐的讽刺则未免失之敦厚。
刘谐个性刻薄，可是口才非常好，他和哥哥分家的时候，坚持要求他的父亲刘巨塘把一个能干的男佣人分配给他，可是他父亲已经把这个男佣人分配给他哥哥了。于是，他父亲开导他说，兄弟就如同左右手一样，把这个男佣人分配给你哥哥和分配给你，有什么不一样？何必争呢？后来有一天，他去探他父亲的病，他父亲伸出右手来，要他搔搔痒，他却故意在他父亲的左手上大搔其痒。他父亲说你搔错了，我是右手痒，不是左手痒。他说：你不是说过左右手是一样，没有分别的吗？他对父亲尚且要报复，刻薄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唐明皇与孔子
至于历代赞叹孔子的诗，也非常之多。在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好的一首，还是唐明皇《经鲁祭孔子而叹之》: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这是唐代诗中最正派规矩的诗。诗就是文章，不同的只是变成可以歌唱出来的韵文。中间抑扬顿挫的平仄安排，就是要求歌唱时有音韵美感。如果平仄的安排不合规矩，就不能用。其次，在这短短几句美妙的辞藻中，还要蕴涵着深远的含义，以发人深省而堪回味为主，其中要有思想，要有感情，要有意境等，而成为一件完美的文学艺术作品。
唐明皇这首诗，第一句“夫子何为者”就很巧妙地提出问题。孔子是古今一致称颂的圣人，又称素王，他是大家的老师，人们都称他为夫子。可是这位大家的老师，他的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第二句“栖栖一代中”，叙述他一生的情况，也是上句的答案。“栖栖”两个字引用了《论语》的掌故，在《宪问》篇中，一位隐士微生亩曾经问孔子:“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告诉他:“非敢为佞也，疾固也。”意思是我不是到处逞口舌吹牛，只是看见世人的固执不通而以为病，所以想说服大家明白事理而已。
还有一次，孔子到郑国时和弟子们走散了，子贡到处找人问，后来一个郑国人就对子贡说，东门有个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的老头子，这郑国人所指的就是孔子。所以“栖栖”就是忙忙碌碌，也就是形容孔子救世心肠之迫切，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经此一解释，就可知道要多读书。这一句诗很简单，只有五个字，可是它包括了有关孔子的这些故事，涵盖了那么多的意义。在那个时代里，孔子一心一意地要救世救人，那种忙忙碌碌的样子却被人误会是为了逞口舌之利、求瞰饭之地，甚至被人看成没人收养的野狗，这是多么可怜！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孔子丝毫不改变他淑世的初衷，这又是多么伟大！其中的意义和感情、赞叹，都在这寥寥五个字中表达出来了，而且说得温柔敦厚。
第三句“地犹鄹氏邑”，孔子是出生在鄹地，唐明皇是经过鄹地去祭孔子，这是写眼前的即景，看到当场的景物而兴起怀念，崇敬一千多年前这位圣人的“思古之幽情”，表现了一种相当深厚的情怀。
“宅即鲁王宫”，孔子的老家在汉朝的时候被一个被封为鲁恭王的汉高祖的后代准备拆掉，盖他的王宫。在开始要拆房子的时候，他走到里面去视察一番，忽然之间听到弦歌之声，宛如孔子还带着那些弟子在里面读书、弹琴、吟咏。他这下子害怕了，圣人就是圣人，自然就有那股威力和神力。以宗教来说，那是有神灵在保护的，所以他赶快下令停工，不敢再霸占圣人的遗产了。可是，在他已经拆了的一段墙壁里面，发现了古文的经书。据说，这是秦始皇焚书以后再度发掘出来藏在孔府壁中的第一手经文。不过，后人也有怀疑是伪造的。
这两句诗只有十个字，但所流露出来的情感真是感慨万千。唐明皇这首诗，是离开了皇帝的本位，完全以诗人的身份写出来的，写得非常好，也非常感人。像孔子那么伟大的圣人，千年以后，连古迹都被有权力的人擅加摧毁，真是成什么话！
“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这两句是咏叹孔子的一生。
在《论语微子》篇中，楚国有一个叫接舆的隐士，是道家人物，看见孔子来了，就装疯卖傻地唱起歌来：“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凤凰呀！凤凰呀！你来得可不是时候啊！现在这个时代人心不古啦!你现在出来等于跑到荆棘丛中，人家可会把你当做山鸡，捕去杀了吃火锅的啊！过去的不去说了，现在转身还来得及的。算了吧！算了吧！如今从政当官可危险得很啊！这是楚狂接舆给孔子的警告。
孔子自己也作过类似的感叹。在《子罕》篇里孔子说：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是孔子感叹当时既不像凤鸟出现时的大舜时代，又不是洛书出来时的伏羲时代，没有明君在上以为辅政，悲叹自己的道不得行于世。孔子在著《春秋》的时候，有人打猎打死了一只怪兽，不知是什么兽，抬来问孔子，他一看是麒麟。据说太平盛世才出麒麟；现在出来，却被打死了。因此他知道世界将更乱，而自己也和麒麟一样快完了。所以孔子“获麟而绝笔”，当时他正在著《春秋》，当他看到麒麟后就不写了。唐明皇用这两句诗来描写孔子一生行道的坎河，也为孔子发出无限的感慨。
“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这是唐明皇对孔子的祝文。
他说，我现在亲自来看你这前后两进的故宅，并且向你叩首祭奠。“当与梦时同”，是指孔子在快要死的时候，经常梦到周公，而孔子在死前最后一次，是梦见自己在周公祭殿的两楹之间，因此孔子也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唐明皇的“当与梦时同”是说，我今天来祭奠离人世久远的你，这种心情和你当年梦到在两楹之间祭拜周公时是同样的沉重。
唐明皇以帝王之尊对孔子作如此之咏叹，也可知道唐明皇的风流蕴藉，还是有他的一套。所以我认为他这首诗不但是唐诗的正宗，而且比一般对孔子的诰文、祭文都要好。虽然没有孟子的“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这句话那么简捷有力，但比其他的诗文实在好得太多。在文学艺术的观点上，他这一首五言律诗，四十个字，表达了那么多的感触，那么多的历史事迹，这就是作诗。一般不懂的人就指作诗为无病呻吟，其实并不是无病，实在是有病！而且还呻吟得有深度。
我们现在说这是古诗，在当时却是白话。今后的白话诗发展如何，“姑舍是”，且不去讨论它。但从这首诗上看，作诗一定要有深度，这里唐明皇一开口就是“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这十个字几乎可以用在任何一个落魄的书生或知识分子的身上。今天不得志的任何一个读书人，都可以吟唱一下这两句诗，那也是很有味道的。用现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共鸣”。一首诗经过千年以后，其文学价值与境界没有被漫长的时间冲淡，仍能新鲜而强烈地引起共鸣，即可誉之为不朽，当然也可以绝对肯定它是一首好诗了。
还有刚才说过，诗就是韵文的一种。古代的散文，也多少包含韵律的。古文中为什么那么多“之、乎、者、也、然、焉、哉”等语助词？就是在朗诵起来，可以抑、扬、顿、挫，帮助长哦慢咏，并且加重语气，也加深了印象，易于记忆。我认为古代的读书方法比现代好，不但有上述的好处，而且高声吟哦朗诵起来，把自己的感情放进去，可以与书中人打成一片。如读《论语》，有时好像自己就是孔夫子了，在无形之中又是一项德育的潜移默化。而在生理方面，又等于做了深呼吸，练了气功。不像现代人读书那样，低着头默不作声地死啃，把知识向脑子里硬塞硬填，强迫脑子死记，这是多么痛苦！今天年轻人近视那么多，和读书方法大有关系。我们幼年时读书，是把知识像唱歌一样唱进脑子里去的，当然那个时代是拉不回来了。
今昔相比，文学的组织方法已大不相同了，现在的语体文和说话一样，如“张三走路快一点”可以用嘴说，也可以写成文字，可是如果像朗诵古文的方法一样朗诵起来，那不是“快一点”而是“十三点”——神经质了。
有一则笑话，一个人口吃，一句话说了半天还说不出来。
可是他唱起歌来，一点也不口吃。有一次他家里失了火，他打电话报警，本来就口吃，现在又加上心急，更对着电话听筒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了。总算他急中生智，想起自己唱起歌来就不会口吃，于是把报火警的话用唱歌的方式唱出来。可是等他把“报警歌”唱完，家里的房子差不多快烧光了，而消防队里接电话的人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哩！
孔子外传
另外，唐末五代时期的冯道也有一个与孔子有关的故事。冯道还没有当宰相之前，在外面做官镇守同州，大约和现代的省主席或行政专员的地位差不多。那时，当地的孔庙年久失修倒塌，却没有人过问。在他下面有一名专管酒税的科长之流的小官吏，对这种情况看不下去了，觉得孔庙都弄到如此衰败，太不成话，于是上了一个报告给冯道，要求准许他自己出钱来修复孔庙。冯道收到他的报告，因为是一名小科长递来的，就交给判官——等于现在的秘书长兼管司法的去办。这位判官的个性也蛮滑稽的，看到冯道交下来的这件公文，于是在上面批了一首诗：
槐影参差覆杏坛儒门子弟尽高官却教酒户重修庙觅我惭惶也不难
意思是说，孔夫子教书的地方杏坛四周都长满了荆棘啦，可是口称孔孟之学、自认为是儒家出身的读书人都在高官显贵的位子，只图自己偷享安乐，对于孔老夫子四周的环境卫生也不去管了。如果叫一个管酒税的小吏去花钱修孔庙，我看了也感到脸红而惶恐，对这份公文我实在很难下笔签具什么意见了。
然后他把这件公文退回到冯道那里，冯道一看这首诗，真的不好意思，脸都羞红了，赶快自己掏腰包出钱来修孔庙。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陈州的卫士使李谷，相当于现代的警备司令,他到任三个月，依照当时的规定去拜孔庙。当时陈州的夫子庙只有三间破房子，里面只有一尊孔子像，简陋得很。由于唐代的帝王们爱好歌剧，出了不少有学问的伶人，一直到五代时都继承这一遗风。唐时陈州一个著名的优伶李花开，看到这孔庙的破陋情形，口吟一首诗：
破落三间屋箫条一旅人不知负何事生死厄于陈
孔子生前绝粮陈蔡，曾在陈州落难，无饭可吃。而死了以后，在陈州的庙宇又破陋到这个地步。所以他说，孔子对陈州来说，是一个过路的旅客，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陈州这个地方的事，以至于生前死后都在这里倒霉。李花开的这首诗也等于是一种民间的舆论，李谷听了以后又惊讶又感叹，于是赶快自掏腰包来修孔庙。
由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之成为千古之圣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圣人永远是寂寞的。明代洪自诚所写《菜根谭》中说:“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我们借用这段话，作为讨论孟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这句话的结论。
所以说，一个人必须先仔细研究，确定自己的人生观。有许多事业，是一时的成功，短暂的光耀，只能保持三十年、五十年，最多保持一百年便过去了。所以只有少数人做的是千秋事业，像孔子，像那些宗教的教主们，除非没有人类，除非太阳不再出来，否则的话，他们是永远存在的。这就是千秋事业，就是确定人生价值的问题，大家做的到底是千秋事业，抑是一生一代的事业，就要自己去考虑了。
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前面孟子答复公孙丑，认为伯夷、伊尹虽然也是古圣人，但并不能与孔子等量齐观；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没人比得上的圣人。于是公孙丑这里接着问孟子，那么伯夷、伊尹、孔子他们三个人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孟子说：有啊！只要有一百里这么大的领土给他们治理，结果都可以做到富强康乐，使得各国诸侯心悦诚服地前来依附而统一天下。不过，假如叫他们用手段做一件不义的事，或者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他们也一定不肯这样做的。这就是他们相同之处了。
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孟子在《公孙丑》这篇里，借着和学生的讨论，表达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内圣外王”的中心思想。“内圣”修养方面，他提出养心、养气的要点。“外用”功业方面，我们曾经提到，他借用伯夷、伊尹、孔子这三种不同的典型，影射出立身处世的楷模。全篇精神实在值得后人用心体会和效法。至于在文体方面，如果从孟子的时代退回一百年，换成《论语》笔法的话，就要简单多了，几句话就把意思表明出来，不会像孟子这样说了长篇大论。孟子此时，一方面，受了时代文风的影响——时代越向后发展，文章笔法越详尽；时代越向前追溯，文章笔法越简练。另一方面，也是孟子个人的文学素养好，起承转合，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内养”方面的阐述，《孟子》比《大学》、《中庸》、《论语》都要详细、具体得多。孟子提出养心、养气的方法，导致后世儒家“养心、养气”的学说和体系在中国文化中和道家的“炼心、炼气”、佛家的“修心、修气”相互辉映，蔚为大观。“外用”方面，他则列举伯夷、伊尹、孔子三人，烘托出万世师表孔子的典范，同时隐喻这条道路的艰难。
难在哪里呢？这也就是庄子所谓“有圣人之才，无圣人之道”则不足以成圣人；“有圣人之道，无圣人之才”也不足以成圣人。真正的大圣人必须有圣人之才，也有圣人之道。假如从庄子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道家可以说是有圣人之才，也有圣人之道，不过比较侧重于圣人之才；而佛家则可以说是有圣人之道，也有圣人之才，不过比较侧重于圣人之道。才、道两者周全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是佛家所谓的“根器”。
在座诸位都有志于学圣人之道，这一点是不错，但是，诸位不妨自己检点一下，是不是具备了圣人之才？这一点，恐怕大家还要多加充实。才、德、学三者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佛家注重功德，主要的目的也就在于“器识之才”的培养，才器如果有所不足，那就要靠“力学”，也就是努力多学来加以弥补。如果才、德俱佳，那么更要“博学”，以精益求精，因为这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至于能否得其时，那便另当别论了。正如唐杜牧的诗所谓“由来才命两相妨”。
《公孙丑》这半篇的要点就在于此，如果把握了这个关键，那么一路读下，味道就出来了。同时我们也才知道《孟子》为什么如此记载，为什么如此编排。否则，也和前人一样，把它圈成一段一段，支离破碎的，对全篇连贯的精神就没有办法掌握了。
现在让我们继续看《孟子》的原文。孟子借孔门三子宰我、子贡、有若对孔子的赞言，作为他对孔子的结论；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态度、立场——效法孔子，立志于圣人之道。不过这一点孟子并没有讲明，而要读者自己去领会。这种文章的写法就好比“歇后语”。譬如“瞎子吃汤圆”，歇后语的意思就是“肚里有数”，主要意思在“肚里有数”，但是这句话不说出来，只说“瞎子吃汤圆”。孟子在此引用宰我、子贡、有若三个人的话表达对孔子的赞叹，其中隐含的寓意他也没有明说，而要我们自己体会。
宰我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宰我认为他的老师孔子比尧舜还要伟大得多。我们如果只从表面看，学生投老师的票，是当然的道理，偏私之意在所难免。事实不然，我们如果详加研究的话，宰我这个论点可以说是公正无私。尧舜固然有圣人之才、圣人之道，可以君临天下，但是却没有建立万世师表的精神世界；而孔子在当时很可以一统天下，但是他却仍然安守其分，以平民之身开创有教无类的先河，致力于百代千秋的大业。如果更深入研究，这其中还有更多道理，我们在此也是只点到为止。
宰我和子贡这两位同学的观念相同，但是表达的内容、方式有异。子贡在这里称道孔子的伟大，首先举出“见其礼而知其政”这个特点。
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语言、文字、政令、法规等都没有统一，文字、政规等的统一是秦汉以后的事。因此，当时各诸侯国的礼仪、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律法等互不相同。而孔子的智慧可以“见其礼而知其政”，随便到各地一看，由当地的民俗风情、社会状况就可以断定那个地区政治设施的成败。
子贡接着说，孔子还有更高明的一着，“闻其乐而知其德”。当时各诸侯国的音乐也都不相同，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地音乐的乐风、韵味都各不相同一样。而孔子能够一听音乐，就知道当地的社会风气、国民道德如何。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有点玄虚，有点离谱，好像是学生为老师送出来的一顶高帽子，其实这顶帽子一点也不高。我们举个例子，看看《史记》中《吴太伯世家》——吴太伯是吴国的祖先，本来是周朝的世子之一，后来由于家庭问题，他为了成全孝道就离家出走，躲到偏远的南方吴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江苏，当隐士去了。久而久之，这一带的百姓自然受他的感化，大家一致拥戴他为君主，于是就成为后来的吴国。或许由于吴国的开国先祖吴太伯的影响，吴国世代都有髙尚的流风。
又譬如吴季札——吴王夫差的叔祖，也是舍弃王位远走他乡的一位奇人。《吴太伯世家》里称他为延陵季子(延陵是他的封邑）。后来他出使各诸侯之间，每到一个地方，他只要随处看一看，就能对当地政治、文化的兴亡得失有个大概的认识，并且有独到的见解。譬如他到了齐国，那时正好是晏子辅相，齐国势力相当强大。但是他已洞烛机先，警告晏子齐国不久会发生变乱，劝告晏子及时安排后路以保全性命。晏子不愧为一代名相，接受了吴季札的建议。后来吴季札到了郑、晋等国，又向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总之，他在周游列国之时，各国的君相几乎没有不向他请教的。因此，孔子对他也是非常佩服。
关于他，还有一则千古流传的美谈，就是“季子挂剑”的故事。古时候是文武合一的教育，士大夫们身上都会佩挂一把宝剑。当吴季札访问到徐国的时候，那个国家在当时是一个小国，徐君对他身上佩的宝剑非常喜爱，很想向他索取，但是没有明讲；吴季札懂得徐公的意思，但他也没有表示什么。后来他这趟大使的任务完成了，再过徐国，就准备把这把剑送给徐公，无奈这个时候徐公已经死了。于是吴季札亲自到徐公的坟上，解下宝剑挂在徐公的坟前。随从的人看了说，人都死了，何必如此呢？吴季札有他的道理，他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当时徐公心里想要，而我心里也想给，只不过当时双方都没明讲，现在徐公虽然死了，但是大丈夫不能负心，所以我一定要实践自己的许诺。这就是延陵季子的风范。
现在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是介绍奇人轶事，引用这段故事，主要是说明《史记》在《吴太伯世家》里也记载了延陵季子具备“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的才智。现在我们翻开《史记》，看了这段记载，就像看普通文章一样，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如果我们设身处地，退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时代中，看到一个人能够早许多年见人之所未见，预言出一个国家社会的兴亡成败，这是多大的智慧、多高深的修养！
子贡这里称颂孔子就具备这种高明的智慧，事情的前因一动，他就已经预测出将来的结果，这是何等远大的眼光与过人的见地。所以子贡接着说：“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就算经过千百年时间的考验，经过多少英雄豪杰的崛起，也没有办法动摇孔子在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地位。“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子贡对孔子佩服得真是无以复加，所以他结论就说，自从人类世界开始以来，从来没有像我们老师这么伟大的人。
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子贡应该算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子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千古之名，生前身后，得力于子贡的宣扬之处很多。子贡当时在国际间也颇负盛名，而且有的是钱，在外交界又是位高手，有眼光，有办法。说句笑话，他是官僚，又是资本家，做什么像什么。孔子的晚年生活大概都靠他供应。例如有关堪舆的书籍记载，孔子死后，他弟子里面很多研究《易经》的，对阴阳、八卦颇有心得，经过会商讨论后，选出一块坟地，最后请子贡来加以裁定。子贡到场一看就说：这块地只足以葬帝王，不足以葬夫子啊！葬一个小小的皇帝嘛，还可以，我们的老师怎么可以葬在这里。最后由子贡选择了曲阜这块百代帝王师的名地。
孔子安葬之后，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冷冻，到了汉武帝时，终于时来运转，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奠定了“至圣先师”的声威，孔子果然成了百代帝王之师。而原先为孔子准备的那块坟地，后来就成为汉高祖的安葬之处。据说是如此。风水之说是耶？非耶？其中涉及论辩太多，在此不用多加讨论。孔子死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独独子贡庐墓六年，在孔子坟墓旁边搭了个小茅棚，守了六年孝。其余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这是事实。子贡对孔子的衷心敬仰由此可见。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子贡对孔子的赞叹，真是捧得过瘾。
第三段，孟子引用有若对孔子的赞扬。有若顺着子贡的话说下来，师兄弟两人好像唱双簧似的，有若说“岂惟民哉”，岂止人类如此。有若对子贡的赞叹再来一个引申强调，有若举出走兽中的“麒麟”、飞禽中的“凤凰”来作比喻。现在有些生物学家认为麒麟就是生长在南洋一带的长颈鹿。我对这个看法是非常怀疑的，就好比现代学者把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龙当成西方的恐龙一样的荒谬。恐龙是恐龙，不是中国文化里的龙，西方的恐龙只不过是我们中国龙的子孙。当然，到底有没有龙又另当别论。不过据中国文化的传述，龙生九子，形状各不相同，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中国龙和西方的恐龙扯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只好说恐龙是中国龙的子孙，而且是个笨子孙。因为中国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变幻莫测的三栖神物，既能在天上飞，又能在水里游，更能在地上走。在中国文化里，麒麟和龙居于同等地位，都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标志，我们把它随便比成长颈鹿或恐龙，实在是很成问题，至少我站在拥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是不同意的。在中国文化里，麒麟是走兽中最高贵、最了不起的，千百年难得一见。方才我们提到过孔子“获麟而叹”的典故了；至于“凤凰”则是百鸟之王，在飞禽当中是最珍贵的。
有若提出了麒麟和凤凰的比喻以后，接着又举“太山”为喻，“太山”就是鲁国人常引以为豪的泰山。太山并不是中国最高的山，太山在中国文化里所以占了特殊的地位，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它被涂上了一层神话色彩。“丘垤”是普通的小丘陵。“行潦”是小河沟、小溪流，“类也”，是同类的。麒麟是走兽，阿猫阿狗也是走兽；美丽的凤凰是飞鸟，天天生蛋给我们吃的鸡也是飞鸟；神秘的太山是山，公园里一堆假山也是山；浩瀚无边的江海是水流，马路旁的脏水沟也是水流。我们顶礼膜拜的圣人、仙佛是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是人，都是同类。所不同的是，麒麟、凤凰、太山、江海、圣人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在同类中表现得最优异，从平凡中升华、超越，而至于崇高、伟大的境界。“拔乎其萃”的“萃”就是草类，当一片种子撒下去以后，没多久就发了芽，随后长成一片草木，良莠不齐，经过了风吹雨打的锻炼，经过了地利天时的考验，最后硕果仅存，发展成了凌云之干。人为万物之灵，更应该效法这种“出类拔萃”的精神，踏踏实实地修炼自己的学养，日久功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朝一日，平凡中自会有非凡的成果。
就像孔子，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但他是个了不起的普通人，能够学不厌、教不倦地从平凡中升华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所以有若结论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自从有人类以来，的确是没有比我们的老师孔子更伟大的了。有若这句话，比子贡说得更重。
我们看这篇文章，从公孙丑一些不相干的问题开始，说到动心、不动心的修养，一路说下来，说到这里作了结论。究竟这一段话和动心不动心有没有关联呢？绝对有关联，关联在哪里？就在于孟子说明了自己“志心于圣人之道，志心于圣人之境”，这两句话是我照他的意思代他说的。他立志以孔子为榜样，可以出世，可以入世；可以治平天下，也可以默默无闻。所以孟子这里借孔子的修养典范，说明自己“志心”——内养不动心，以及“修身”一-调养浩然之气的原因，以期外用济世救人——“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歇后语，他并没有完全点明。所以我们读书呀，不但自己要多读，还要能透过文字，运用我们的智慧了解它的内涵，了解它的真正精神，那么就可体会出《孟子》的味道来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大原则。自孟子提出这个观念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为政治的大原则。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权势及武力为手段，而又假借仁义为口号的，这种政治就是“霸道”。中国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政治路线变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决条件，必须自己先能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国家本身的军事力量要强大，经济力量要雄厚，人民要众多，领土要广阔，等等。必须先具备这些厚实的国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自周朝以来，王道就开始逐渐衰微了。孔子在《礼记》的《礼运篇》中，说到人类文化衰微的演变，就感叹后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体现于《礼运篇》中的一段，描写王道政治普遍实施以后理想的社会状况。他说，中国在上古时候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变了，王道的政治也没有了，但还可以致“升平”的社会；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乱之世了。而孟子在这里，就更加强调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后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义的“霸道”而已。但是他为霸业下了一个定义——霸业必须具备一个强大的力量来行使治权。然而，纵使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政权，要想图强称霸，还是要假借仁义之名，利用仁义做它的号召。换言之，霸道的政权、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国，如果不借仁义为名，还是不行，不能成为霸。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一定要两者掺和来用，虽然有政权、有实力，但也还要借助仁义这块招牌。
例如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所标榜的“自由民主”，表面听上去无可厚非，其实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个渠道。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民族中哪个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过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权之实，不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吗？
孟子再为王道下一个定义，“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则不在乎土地是否广大，人民是否众多，武力是否强大，经济是否雄厚等问题了。他并且举出历史的例子作说明。这里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尧、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纯粹的、不着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这里所举的，是后世所称道的吊民伐罪——有所为而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这一典型，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他说，像商汤开始起来的时候，领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开始建国的时候，领土也不过百里而已。幅员如此之小，他们却能够实行仁政，因为他们在实行之初并不是企图扩大领土，成为大国，也没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个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动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个大国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中国的历史哲学中充满了儒家的色彩，而儒家从孔子开始，首先提出汤武吊民伐罪的革命事业。孔子平常不多谈汤武革命，到了孟子的时候，才比较提到汤武革命吊民伐罪的王道精神。但是，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古人很多对于汤武的革命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齐太公世家》里，他很巧妙地表明了对汤武革命的看法，《史记》之难懂，就在这种高明的处理手法。当他记叙周文王、周武王如何创业、如何兴起时，全篇都是好话，但是他的文章里有块“骨头”，这块骨头没有摆在这里，而是摆在《齐太公世家》里。齐太公就是姜太公，当他遇到文王、成为文王的辅政以后，司马迁用“阴谋修德”这四个字点出文王把道德仁义作为阴谋的手段，说明文王、武王还是假借仁义而已。文王与姜太公两人“阴谋修德”，这四个字，就表明了司马迁的看法，说出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他的文章真厉害，好像把一个钉子钉到另一个不受注意的地方。你不把这个钉子找出来，则全篇的关键、整个的观念就搞不清楚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历史哲学家司马迁的观点！历史哲学家们所要求的，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负责，所以他是不顾一切的，只为发挥正义而秉笔直书。但是，历史上多少还是有些隐晦的地方，基于私德，司马迁不便作露骨的批评；基于公道，司马迁又不得不说出微言大义。于是他运用高明的智慧、优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完成了这部巨著。所以，这部《史记》传下来，他敢吹这个牛说“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因此我们读《史记》，必须细心体会。否则，很多关键就忽略过去了，而不能懂得《史记》的真义。
孟子更进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后世的霸道以权力、武力去征服别人、慑服别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慑服的那些人，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被降伏或佩服这种征服者。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及，无法对抗，只好投降，作出服从的表示而已。做人也是同样道理，假如你比别人狠，比别人能干，比别人有钱有势，别人只有听你的，只好对你好了。譬如说你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你公司里的职员因为要向你领薪水，只好听你的，但是他心里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素王的道德榜样
孟子又提出另一面:“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凡是以道德来服人的，是使別人内心高兴、心甘情愿去服从他，这就是王道。像孔子，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既无财又无势，什么都没有，自己还一度落魄到没有饭吃。可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这些忠诚耿耿的学生，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跟着这位老师，连饿饭的时候都跟着老师一起饿饭。因为孔子的修养、道德使他们衷心地敬仰，故而服从他，这就是以德服人的道德精神。
孔子也因此成为“素王”。这个“素王”是非常崇高的尊称，也就是千秋万世的王，等于佛教尊称释迦牟尼佛为“空王”一样。空王的含义则更为豁达，什么都不要，他并不想坐在大殿里垂目而称王。你来烧香是如此，不来烧香也是如此。所以空王、素王，都是一样的极端高明。
孟子这一段画龙点睛之笔就在“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一句话，点出孔子“以德服人”而成就千秋素王之业。素王不是争取一时的功名富贵，不是要富有四海或保有天下的一代王业。换句话说，真正的王道德业有两种，一种是有实际的行为，见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表达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另一种便如孔子一样地有素王之尊，永垂万古。我们拿西方文化的名词来说，这是精神文化的王国，永远属于孔子的天下。
“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孟子接着又引《诗经大雅篇》颂扬文王的话，东、南、西、北四方四境，普天之下，凡是有思想的人，没有人不心悦诚服文王的。这种诗句的咏叹，就是歌颂王道的精神、王道的政治。所以王道就是这样，谁都会心悦而诚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