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如何克服三大隐忧,
一是经济脱钩。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经济再平衡、亚太再平衡战略，能否解决亚洲经济与美国脱钩、与中国挂钩的问题，能否解决美国亚太联盟与对华关系的问题？美国没有答案。美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容忍底线在哪里？目前，美国对“一带一路”还不看好，或没看明白，将来呢？ 二是体系脱钩。三大标志，让美国猜想中国是在国际体系上另起炉灶：一是金砖银行，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三是亚洲新安全观及新安全架构。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的门罗主义。很明显，美国想多了。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对华接触*策一直在徘徊：是从经济向安全领域迈进，还是转而鼓励中国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
隐忧三：中美国内制约。思维惯性、官僚体系惯性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严重国内制约。
一是思维惯性。美国将中国作为挑战者，开始可能是应激反应或国内民族主义驱使，但久而久之可能成真。美国不希望中俄接近不只是出于战略疑虑，也担心俄罗斯让中国从阴谋论的角度看美国对华战略。因此，美反复强调无意遏制中国。 二是官僚体系惯性。精英认识到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但官僚体系与民众思维惯性，可能阻碍或误导精英决策，导致中美关系成为双方国内*治的牺牲品。
如何克服上述隐忧？首先靠中美精英，绕开国内制约，引导国家身份认同，凝聚新的战略融合剂。中国不操心美国内*，但事实却是，谁在管理美中关系上更有战略定力，值得中国关注。
新的习奥会晤即将展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选项，而是必然要求。正如基辛格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中指出的，不管中美看法有多大不同，但“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历史悲剧的唯一之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教授王义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