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知青一代”对当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治文化，具有毋庸置疑的深刻影响。年，项飙在《文化纵横》发表《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一文，提出一个以知青一代为领导的、具有独特风格和气质的学术实践方式行将结束，一个后知青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历史性变化，不仅意味着带有强烈代际烙印的学术与*治实践方式的终结，也暗含一种由社会变革导致的精英气质蜕变。作为“知青时代终结”的亲历者、后知青时代的学人代表之一，郑戈先生回顾了两代人交替更迭以及自我调整的过程，认为尽管深受市场经济影响的后知青时代学者有先天的局限性，但他们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与体制没有私人恩怨，对西方没有神秘憧憬，这些新的代际特征，意味着他们理应更好地完成上一辈知识分子未能做成的几件事：一是“摆正知识分子的位置”；二是正视我们的历史和传统；三是理性地看待西方，更能在全面、充分知晓世界格局生成机理的前提下，为中国的未来寻找方向。但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以知青一代已经做出的成果为前提。就此而言，知青时代或许终结，但带着枷锁、勇求自由的知青态度却并未过时。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走出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知青诗人顾城在《这一代人》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高度概括了知青一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心境。遭遇过知识无用论、劳动最光荣的年代之后，喜欢文字胜于喜欢泥土的读书人终于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年代，知青一代主导了80年代的文化热和思想论争。我是年上大学的，那时的校园风气仍是崇拜诗人和哲学家，北岛、舒婷、顾城；李泽厚、金观涛、甘阳、刘小枫是我们的偶像。气功热与美学热并存，朦胧诗与存在主义哲学共舞。然而，当我于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校园风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入学的学弟学妹们不再关心“诗和远方”，而更加重视外语和职业技能。
(顾城、舒婷、谢烨、北岛年在成都花园酒店)
顾城本人后来的经历暗示我们，光明与黑暗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世界，只有学会在黑暗中发现光明、在光明中看到黑暗，我们才能成熟起来，在这个远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中清醒地生活下去。光明这个词让我联想到启蒙，这个词的法文（lumières）和英文（Enlightenment）原意都是“照亮”或“赋予光明”。我和应星在年代中期曾经是同一个读书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后来创办了“思想与社会”系列出版物，可以被称为“思想与社会小组”。
这个小组所读的第一篇文献就是福柯的“什么是启蒙”。为了搞清楚启蒙运动的脉络和当下意义，我们还带入了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以及哈贝马斯对福柯论启蒙的回应。众所周知，中国是被逼迫进启蒙和工业革命所开启的现代世界图景中的，对一个道统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体而言，其现代化的道路百转千回、痛苦纠结，以至于我们迄今仍要谈拒绝西化的现代化是否可能的问题。启蒙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
当法文中的lumières、英文中的Enlightenment和德文中的Aufklrung被无差别地翻译成“启蒙”以后，启蒙在中文语境中成了先知先觉者引导和教诲后知后觉者的工作，比如“普法”也被当成“启蒙”。
用老知青冯象教授生动的语言来说，这种启蒙是“教鱼游泳”，是普适理性对地方经验的压制和扭转，是一种新的暴力。这种启蒙至少不是康德所说的“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运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这种启蒙观在应星批判学界“新父”的文章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点击文字即可查阅）。虽然他的矛头是指向朽败的“新三届”学术权威，但其潜台词则是唤醒那些“位置很低”、“声音很小”的后知青时代学者，从而推动革命性的学术生态转换。
但福柯在重拾年前的康德问题时所给出的回应是完全不同的。他看到，作为历史事件的启蒙运动并没有使人们变得更成熟或更自由。启蒙运动打破了家族纽带和封建等级制对人的宰制，但却以一种主张普适性和绝对性的知识形态取消了其他知识形态的正当性，使人类的生活世界变得越来越扁平。福柯的出发点是卢梭描绘的一种社会真相；“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与卢梭一样，这一真相如何变得“合法”或正当也是福柯想要回答的问题。
与卢梭和康德不同的是，福柯不认为启蒙或“思想解放”可以帮助人们一劳永逸地摆脱奴役状态、实现真正的自由。借助系谱学和知识考古学的方法，福柯将各种思想体系客观化地还原为不同权力构型中的知识或话语形态。脱离“体制”的真理从未存在过，福柯提醒人们
